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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29   南方都市报

广东能不能在今年和明年,推动珠三角的慈善事业掀起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又能不能在中国起到引领作用,能不能超一超长三角?或者说跟长三角的距离更短一些?广东应该思考思考了。

中国社会要发展慈善事业,面临的挑战到底是什么?我从司长的位置到了学术界,在大学当教授之后,原来比较深的印象和感受得到了加强。我认为我们没有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不会有很好的前途。

中国慈善的三个不足

受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我们的慈善界有三个缺乏。

首先中国慈善界缺乏技术支持机构。中国慈善事业要大发展,必须有很多技术支持机构,比如说募捐的具体方式,在美国,募捐组织就非常发达,怎么进行信息加工,电脑软件来了,怎么普及到慈善组织里,怎么在慈善项目中运用,都有专业化的研究。可是我们的文化并不认为这些是重大技术,并不认为日常活动很多细节是重大技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并不认为慈善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专业技术,因为技术不重要,所以慈善也不需要技术支持机构。

中国的慈善界也缺乏专业联合会。因为大家对于联合与专业化分工还缺乏经验;我们现在做慈善项目,至多有些民间组织有一些网上的简单合作,但真正系统的合作、专业化的联合会,全国有多少?专业化儿童救助联合会有吗?能有老年人每一项工作专业的联合会吗?非常少,几乎没有。联合和专业化分工,那是一个大组织生长的,或者是维系的基本条件,但是现在我们还非常缺乏。

更不要说中国慈善界到现在缺乏大量的项目联合平台,信息网络这么发达了,但我们的项目联合平台,到网上查一查,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缺乏信息加工的技术力量。对于信息加工,我们觉得这是不太重要的,我们也瞧不起它,甚至觉得它太技术化,没有什么用。

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些问题。从这些问题我们也能看出,我们慈善领域的知识生产需要创新与突破。

慈善事业需要创新思路

传统的知识方式上来就说道理,很多理念性的东西,但很少分析数据。过去我们对数据真的不分析,包括民政部、包括我过去所在的司,都没有建立起数据分析这样一个组织。但可是有人建立了,谁呢?胡润。

根据《2010胡润财富报告》,目前中国已有5.5万个亿万富豪,十亿富豪和百亿富豪分别有1900人和140人;中国要做慈善,先看财富的量,根据这样的推算,中国人均G D P接近40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总量已经在世界上进入前几名,不能说第一,但是第二、第三差不多,但是在没有大灾的年度里,中国慈善捐赠年度总量现在还停留在300亿-500亿之间,看来中国的慈善资源应该是3000亿元。

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国基金会地区分布表。基金会是聚钱的容器,大量的钱不是捐赠在财政账号上,捐财政账号上那是收税,而不是慈善,而是应该捐给基金会。截止到2009年,全国的基金会总数约为1880个,其中非公募基金会800多个,公募基金会1000多个。广东是183个,大体上在全国排在北京、江苏之后,在第三位,比浙江和上海多。这样看来,广东在全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地位应该说是不低的,但是看非公募基金会,广东就又降了一些,退后一位,排在北京、江苏、福建之后。福建的非公募基金会86个,广东是82个。这些数据一分析,就会知道广东在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方面,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距离,广东是经济第一大省,但慈善事业中非常重要的非公募基金会,与其他省特别是沿海经济省份相比,只排在老三。

再来看2010年4月初胡润慈善捐赠榜。最近5年时间,在玉树地震之前最多的是余彭年先生,已经到了62亿元了,然后是黄如论。应该说中国不缺乏有爱心的人,但在排名前十的富豪中,有几个人是广东的呢?只有广东碧桂园集团的杨国强家族以5.38亿排在了第七位。再来看2009年公益支出的排序,前10名的公募基金会,没有一个是广东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是老大,支出已达3亿多;前10位的非公募基金中也没有一个是广东的,也还没有广东的。整体看来,广东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和慈善意识,但是广东慈善事业现在还进不了全国前10.

从这些分析看来,慈善事业未来的知识生产创新,研究方式首先一定要变,一定要研究基本信息、基本需求。同时要学会制造善意的压力。上面就是我给广东制造的一点善意的压力,将问题公布出来,大家想一想、算一算、一点一点将这些现状改进。

此外,做慈善时应该提出一定的捐助数据数量分析和计算指标,千万不要空泛地讨论道德建设,空泛讨论道德建设、缺乏数据的推算,很可能使我们在整个发展失去主动,因为我们缺乏数据指标的传统。最近比尔·盖茨在呼吁富人捐一半的财富,我打了个折扣。根据中国的国情,亿万富翁最好提倡一年捐一百万元,千万富翁一年捐十万元,有收入的人一年捐1%,100块钱收入捐1块钱。我认为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风气。

最后,我认为一定要将慈善组织的数量和质量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现在主要的矛盾是组织太少,我们有大量的资金,但是没有容器来装它,组织的数量太少,最后捐款都很不方便,民间与这些垄断性的慈善机构的矛盾会越来越多。对于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来说,建立慈善组织的技术支持系统是当务之急,只有技术支持系统建立了,才能使慈善组织的每一个环节达到熟练化、专业化,才能建设或规划我们中国的现代慈善事业。

现场问答

观众:现在明星疑似诈捐事件频发,远的有章子怡,近的有成龙。请问明星承诺捐款但实际不到位的行为如何规范?

王振耀:现在的捐赠不知比过去规范多少倍了,1998年抗洪时捐赠很多不到位,民政部救灾司还得派处长去讨账。现在舆论监督很厉害,是历史性的进步,明星当然也要接受舆论监督。但是应该看到,明星捐赠有时候手续不太严密,明星一承诺大家就只看承诺,却不签订协议,协定什么时候到账、怎么使用。现在的问题是,承诺了,没有协议,然后你也不好追,最后就变成了大家的不满。这方面需要很大的提升。

观众:这几年自然灾害频发,民间的救援力量也开始展示出力量。但汶川地震之后,政府却开始对N G O进入灾区加强管理,这引发民间社会很多不满,对此您有何看法?

王振耀:坦率说救助需要一套很好的机制。汶川地震时我是政府发言人,也是组织协调者,我不仅鼓励民间组织,也开始协调外国的紧急救援队来华。我认为在政府这个层面,鼓励民间参与的基本理念没有改变。但是有一些政府行为,因为做得不太熟练,产生了社会误解和负面影响。比如玉树地震,如果是富有经验的信息沟通者,一定会提醒玉树地震的特殊情况。玉树是4000米海拔救灾,很多志愿者有热情,但没有注意到4000米海拔不能感冒,陈光标救援队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就这样牺牲了。后来的方法是采取了限制措施,这就造成一些反弹。如果是采取另外的方法,告诉大家4000米海拔是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接受什么样的训练,发生情况,比如说感冒就要赶紧撤,这是一条铁则,这样恐怕去玉树救灾的人就可以理解。如果实事求是地将具体情况跟大家讲清楚,并且指出来解决问题的几个方面,在沟通机制上就会搭起一个理性的平台。

观众:政府这一年出台了一些N G O管理政策,例如对维权类N G O加强管理,通过外汇监管的手段加强对民间组织接收海外资金的监督等等,本土的草根N G O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王振耀:处理草根N G O得到境外资助的问题时,我还在民政部,外汇局要防止热钱进入中国,于是从这个出发点做出了很多规定,因为有些机构,虽然是N G O,实际上是炒股票,影响到股票市场。但这个政策没有想到防止热钱流入,最后也防止了一些可以说是用来救命的钱。

我在深圳劝过一些维权组织,从朋友的角度,我说你的口号喊得很响,你维什么权呢,他说为农民工提供服务,我说你为什么说你是维权呢,你大量的都是服务,少量的维权,能不能强调你的服务呢?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都知道不应该让组织过于政治化。

在目前的环境中,草根组织的生长有两个方面特别重要。一、一定要将老百姓的实际需求,紧密地、准确地开发出来,并且要就此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政府的反应,项目支持的可能性等等。二、就是提供服务的技能特别重要,有能力,才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观众:欢迎王司长回到民间成为王院长,请问就知识生产而言,壹基金研究院未来打算做什么事、有什么目标?

王振耀:最近2个月我的压力特别大。我们准备在几个领域有大的进展,在研究领域,我们会有创新的研究方式来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慈善理念转型,比如说提出善意的社会压力,提出来一些让大家可接受的指标来共同讨论,推动一种新型的慈善事业发展的建设方式。

另外还要做一些交流和服务的项目,努力促成大家的联合,比如最近我们特别想推动儿童福利项目,想在这个领域能进行更多信息沟通、更多的联合。

第三是想做教育和培训,中国慈善事业,中国N G O未来的领导人,不能再按照刚才我所说的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进行教育。如何创新一些公益领域的培训项目,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系统探讨的。我们的目标是想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活动促成中国社会的慈善事业发展,能不能推动捐赠额赶快在平常年份突破1000亿,进入到3000亿,慈善专业化工作队伍能不能尽快地过百万?基金会组织,能不能运营得更好数量更多?

这次来广东,就是想能不能得到广东方面更多的支持,能不能在今年和明年之内,推动珠三角的慈善事业掀起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又能不能在中国起到引领作用,能不能超一超长三角,或者说跟长三角的距离更短一些。我觉得广东应该思考思考了。我现在不是官员了,我只是作为民间人士来提醒、来推动,其实也想制造一点善意的压力。

观众:善意的压力之外,你认为广东的慈善公益事业应该做哪些改进?

王振耀:广东的慈善资源非常雄厚。广东人的善心在全国,可以说是在前列的,这不容否认。但是我觉得广东在两个方面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你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不能从香港学习更多的经验,鼓励广东的慈善组织和香港的慈善组织更多地结成伙伴关系,建立更多的交流培训项目。坦率说,我觉得广东比北京和香港的交流还弱。我提醒大家,你们是近水楼台,有时候却不得月、少得月,你们应该注意这个情况,北京有很多香港的慈善组织在那儿交流,但广东呢?你们确实太容易了,但有时候容易反而看不到自己的优势。第二个建议,广东的优势是民营企业多而且成熟,能不能在广东鼓励大量的非公募基金会来发展,能不能制造一些气氛,给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方便,或者说制造出更多的善意压力,打通渠道,让他们更方便地建立基金会,参与慈善项目,搞各种各样的公益开发,做更多直接造福于广东老百姓的慈善项目?

千万不要说我广东富了,广东现在的任务是支持外省。我在救灾司的时候因为救灾跑的地方很多,我要提醒大家,广东的粤西、粤东,甚至包括深圳、东莞、广州这些珠三角的腹地,有相当多的社会问题还没有被大家所发掘、所认识。广东既有雄厚的慈善资源,也有大量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很多社会福利方面,这是我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广东很多区域面临的慈善需求比起西部贫困地方并不差。我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要注意研究自身的需求,研究身边的需求?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广东的真实情况。广东的富人群体,民营企业家群体,是有大量用武之地的,但仍然在等待慈善人士去开发、去建设。

实习生 冯海泳 南都记者 谭伟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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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

王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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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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