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5日 13:55 来源：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营网 

作者： 王佳　　

2010年11月6日，2010年度壹基金典范工程颁奖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场内布置简朴，现场互动热烈。站在李连杰身前的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难得的一展欢颜。

这时的王振耀可能不会想到，十多天后，有消息传出，《慈善法》2010年将不可能出台了。而王振耀正是体制内推动慈善立法的代表人物。而2010年慈善话题一次次被高度关注，再次说明，慈善已经具备了广泛的民间基础，规范民间慈善的立法进程必须尽早完成。

目前来看未来的《慈善法》必须解决几个问题：突破民间慈善组织的注册瓶颈，改变目前民间组织必须受到多个婆家管制的现状，给民间慈善组织一定的独立运作空间;必须理清社会保障是政府应尽的职责，而慈善应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减少行政力量对民间慈善的过多干预;促进慈善运作的透明化……

等待“善”法

这，恐怕是2010年最受关注的一场饭局。

2010年9月29日晚，北京郊区拉斐尔城堡内所发生的故事汇聚各界目光：世界两大富豪巴菲特、比尔·盖茨在此宴请50位中国富豪，探讨慈善话题。

由于没有任何记者进入，究竟那天城堡里发生了什么，外界并不能完整描述。大家只能从参与人士日后只言片语的描述中猜测个中细节。

综合诸多消息，当晚的话题虽不离慈善，现场的慈善味儿却并不浓。但在2010年，“巴比慈善晚宴”、陈光标裸捐、李连杰壹基金困境……几件事情的共同作用再次把关于企业家慈善的讨论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争议陈光标

谈起2010年企业家慈善话题，必须要提到的一个人即是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刚过不惑之年的陈光标长得胖墩墩，见人又总是副乐呵呵的样子。但在很多人的眼里，陈光标无疑是中国企业家中的一个“另类”。

他曾经把3300万元现金，10万元一扎，共330扎，有如330块砖头，堆成一堵长2米、高1.63米的“钞票墙”。在“钞票墙”前举行了一个捐赠仪式，救助穷困地区过不起春节的困难户。

而在国内众多收到“巴比慈善晚宴”邀请函的企业家里，陈光标也是第一个做出回应的。2010年9月5日，陈光标在其公司的网站上刊出一封致盖茨和巴菲特的公开信：我在此郑重宣布，将做第一个响应并支持你们行动的中国企业家。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这也是我给你们两位先生中国之行的见面礼。

“裸捐”(All-out donation)一词走入大众视线，更冲击着中国富豪的心。

但随着各种表彰和赞誉滚滚而来的还有非议和质疑：陈光标在作秀?陈光标在推广企业品牌?陈光标的财富来源……这样的质疑让陈光标大感“憋屈”。

但外界对于陈光标的质疑也并非无端生事。因为他对于慈善的态度完全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于企业家做慈善的认识。在中国的富豪中，低调做慈善恐怕是大多数富豪的选择。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曾把富人低调的原因归结为，大多富人相信佛教教义“为善不要追名”;还有一种，就是迫于现实，“不得不低调行善”。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则在多个场合大声呼吁，“企业家做慈善，请社会不要把它放在一个道德的环境下去审视批判。我们的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瑕疵，如果你总是这么说，好多企业家就不敢做了，一做过去的那点事儿就被舆论曝光了。这么巨大的一个环境障碍下，谁还敢做啊?”

正如王振耀所言，陈光标裸捐后，很多企业家也向媒体抱怨，不是我们不捐，是一旦企业捐款，往往导致“一捐就查”的情境。企业家捐多了，税务部门准过来查，觉得怎么你有那么多钱去捐款?另一个数字是，2010年9月初，瑞士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组织完成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富豪的“灰色收入”有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对于中国富人来说，一旦公开行善无异于自找“聚光灯”。

企业家究竟如何做慈善?面对陈光标的裸捐，中国企业家的领军人物柳传志的观点非常鲜明：慈善首先要让身边的人幸福快乐。中国内地第一富豪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则直接拒绝了“巴比宴”的邀请，并提出“相比捐献资产的慈善行为，当下中国更大的慈善是做大、做强企业，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

不管最终结论如何，围绕企业慈善行为的争论已经留给中国富豪日益巨大的慈善压力。

制度反思

在徐永光看来，做慈善最理想的模式，是富人捐出一大笔钱成立基金会，然后这个基金会通过自己的资产管理来增值，再来投入公益，这种慈善专业化的方式也是全球最流行的一种方式，盖茨等人的基金会基本上都是如此运作。

但在中国的《慈善法》迟迟不能出台的环境下，中国社会还远没有为企业家准备好行善的制度环境。

中国的公益组织由几大官方组织承办，其下属机构约有四五千家，吸纳了民间捐赠资源的绝大部分。“这些慈善机构与政府有着天然的关系，等于是变成了政府的第二事业。”徐永光曾说，这样的资金流动过程中，经常使捐款人参与慈善的热情“受到挫伤”。而李连杰在2010年夏天遭遇了壹基金被撤销的危险，即是国家至今并未对民间公募基金会放开的表现。

“这是个组织问题。现在企业家做公益事业必须要建立企业家基金会、家族基金会，这个时候全社会都该来支持他。但事实是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一定要找主管单位，这个过程中就会形成很多障碍。本来一个企业家注册一个基金会是做善事，但最后还要‘公关’各方。难以组织化是中国企业家行善遇到的大难题。”王振耀慨叹。

而现实似乎在强化王振耀的担忧。2010年7月底，民政部、发改委、监察部等五部委公开签发《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13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把所接受捐款统一划转青海省民政厅、青海省红十字会和青海省慈善总会账户。这意味着“姓民”的基金会将失去对地震捐款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变成青海省政府灾后重建的“钱袋子”，以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慈善总会为代表的“姓官”的慈善机构，实质上成为地方政府的“出纳”。

就在“巴比宴”后不久，浙江省湖州织里镇四位村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共侵吞地震捐款62万元被曝光，之后被判入狱十余年。这更引起了社会对慈善机构公信力与中国式慈善体制的拷问。

值得庆幸的是，面对企业慈善的种种制度掣肘，民营企业的慈善之心并未完全冷却。越来越多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在企业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中国民间慈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