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主持人，各位专家：

我十分荣幸能够受邀参加2007年两岸四地公民社会学术暨实务研讨会。

这是一次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两岸四地的专家学者就公民社会建设坐在一起，交流经验，研讨理论，展现了一种良好的学术合作机制，这是一种实在的合作，也是一种实效的合作；第二、会议主题特别强调“实务”二字，强调学术与实务的结合，处处昭示了一种新的学术发展方向。也正是这次会议所强调的“实务”两字，才能够吸引我出席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所强调的“社会创新：政府、企业与民间组织的互动和合作”的主题，以及会议所精心安排的许多形式的交流内容，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在学术和实务两方面取得实质性的发展。

众所周知，大陆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发展的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使得大陆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不可能完全照搬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社会许多问题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没有发生和出现过，非常紧迫，需要我们来解决。我们不可能照搬几千年来的古训，新的问题和矛盾需要新的办法和措施，探索这样的办法和措施，客观上就是一种社会创新活动。因此，社会创新并不神秘，社会创新也不宽泛，它发生于每日每时的社会生活中。社会重大转型所产生的变革需求为社会创新制造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也为社会转型路径规划规定了基本的范围与时限。

在近代历史上，每当社会面临重大转型，出现重大社会矛盾之际，往往会出现群体性的社会科学家，提出创新性的经济、社会及至政治转型的理论模型，为国家、人类社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出有效的办法，为社会的转型做出巨大的贡献。

作为在大陆从事救灾与慈善行政管理的具体工作者，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具体组织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的经验不足，我们对社会工作者寄予了更多的期盼：学术界的各位同仁如果能够创新出社会不同领域转型的多种理论模型，为行政组织者提供更为理性的思考以及更为科学的政策选择，那么，社会的转型就会减轻较大的震荡并且付出较小的代价；相反，如果缺乏社会转型的理论模型创新，如果社会转型的理论工作者满足于手工式，神秘化的传统研究方式，那就有可能使社会转型的理论工作的成果脱离了社会创新的进程之外，从而使其丧失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整体性、系统化地研究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13亿人口的社会转型，开发和设计出不同社会领域的转型的理论模型，愿作为我和学界同仁的第一共勉！

同时，社会的转型作为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大量组织社会转型的“熟练工人”。为了成为这种类型的“熟练工人”，就要求部分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对社会的各项要素进行精准的统计和测量；这种类型的工作，既要求制定出一定的标准，又要求能够娴熟地协调各类社会要素，促进各类要素的和谐互动。我们不能不看到，如同生产技术领域缺乏大量的技术工人一样，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领域也同样缺乏熟练的研究者、工作者；许多社会政策的落实，因为缺乏落实的行政技术，使政策目标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我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也特别易于将社会问题的解决政治化、道德化，从而回避其对于具体技术和程序创造能力的缺陷性。因此，提倡对社会具体领域的转型技术和数量指标进行更为精准的测量和制定，努力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更为细致的规范，愿作为我和各位学界同仁的第二个共勉！

再有，社会创新，更多地体现为行政组织管理和公共服务范式的创新，从事社会转型的研究，需要将政府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需要熟悉行政管理运作的规则，需要与行政管理者主动交朋友，从而能够将研究出的成果向行政部门推介，与行政部门形成良性的互动。这样，我们的转型才有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和更少的代价，社会科学的成果，才能发挥更大的成效。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不善于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社会工作者还存在着一定的比例，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还比较严重。在这里，作为一名救灾与慈善事业的行政工作者，我愿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个联络员、服务员，诚恳地邀请各位有兴趣者对救灾和慈善领域展开系统的研究，作为一个试验田，努力将救灾和慈善方面的研究成果，成功地转化为具有操作性的制度、体制和程序，并以此作为我与学界同仁的第三个共勉！

以上共勉，主要在于肯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巨大社会功能。当然，社会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期盼更多，包括案例研究，包括人力资源培训以及各项具体制度研究等。社会的转型，社会的创新，需要社会科学的全面创新，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全面转型，尤其需要社会工作者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我特别建议，可以将本次大会的主题进行一个小的调整，即更名为：“社会创新：政府、企业与民间组织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互动与合作”。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特别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依托于各个研究机构，各个大专院校，完全有理由作为第四部门，探索未来，设计变革，使前三个部门的互动和合作更为科学，更为有序，更有成效。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曾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则从一个方面导致了“士”阶层的独立产生，这些士也就是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士”阶层的百家争鸣以及其对政治、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促成了当时社会转型的实现，从而促成了大一统的秦汉社会！

今天，中华民族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社会转型，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士”，能否扮演更为积极的社会作用？能否将创新的各项科研成果转化为可实施的行政政策、行政措施、行政程序与行政技术，从而能够扮演更为积极的作用？两岸四地的学者究竟谁能够捷足先登？我们将拭目以待！

谨以此对大会诚挚致贺！

注:2007年6月17日至19日，在国家教育部、国务院台办、中山大学支持下，由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发展研究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联系主办了名为“社会创新：政府、企业与民间组织的互动与合作”的两岸四地公民社会学术暨实务研讨会，来自台、港、澳和大陆方面的专家学者共计120余人参会。此文系在该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应与会者的要求，谨放于此处供大家一阅。